日前，法国国民议会讨论通过了一项新提案，矛头直指“会造成环境污染”的快时尚领域，该法案计划对每件快时尚产品征收生态足迹附加费。

法案提出，针对快时尚纺织品、时装广告，以及低成本商品，拟从明年起，对所含范围内的商品征收5欧元的快时尚产品附加费，预计到2030年升至10欧元，上限为商品标价的50%。其中，SHEIN成为被法案特别点名的对象，这意味着消费者在购买这些产品时需要支付额外的环保费用。

事实上，作为当前全球快时尚的“领军品牌”，由于快时尚行业高产量、高消耗、高废弃的特点，成为环保人士和监管机构重点审视的对象，因而针对SHEIN“不环保”的指控由来已久。在2021年，劳工观察组织Public Eye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就指出，SHEIN使用的部分工厂不符合ESG标准。

虽然近年来，SHEIN的确通过积极拥抱ESG，从而努力摆脱服装产业的“不环保原罪”。

如，SHEIN柔性按需生产模式对服装生产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革新，实现按照市场需求进行产品生产，减少品牌的库存水平。

通过技术创新，SHEIN对服装产业各环节和细分领域进行新的赋能和探索，并不断创新出更为高效又环保的原材料、工艺、技术与模式，积极践行ESG理念。

最大程度实现循环利用和无废处理，其所建的仓储物流园区，获国际独立第三方检测、检验和认证机构“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认证”。

以及近期，SHEIN公布将向全球品牌和设计师开放其供应链基础设施和技术，以此应对环保挑战。

但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近年来，有关“确保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议题，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全球范围内备受关注的焦点。

国际社会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注，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末。早在1973年，欧共体发布了全球首个《环境行动计划》，在1986年关贸总协定谈判中首次提及贸易与环境问题，并于1994年达成了《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决定》。

1995年初，世界贸易组织（WTO）执行该决定，成立环境与贸易委员会；来到2014年，WTO中18个成员方组成“环境产品之友”，以开放式诸边谈判形式启动《环境产品协定》谈判，旨在促进环境产品自由贸易。

2016年全球178个缔约方共同签署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并于同年11月正式实施；与此同时，全球共有198个国家设定公布了“减碳”目标时间表。其中，我国于2020年先后提出了“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

在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推动下，不仅催生了碳关税等关乎商品生产成本的绿色贸易壁垒，也对全球消费行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深刻主导着跨境电商行业发展变革。

欧盟委员会在2018年率先提出“到2050年实现气候中性”的欧洲愿景，在2020年提交《欧洲气候法》，并在2022年的欧洲议会与欧洲理事会上，正式确定建立欧盟碳边境调解机制（CBAM），即全球首个“碳关税”，并于2023年10月1日起正式生效实施。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催生了全球消费市场对新能源、绿色低碳等产品的巨大需求，为跨境电商行业长期高质量发展拓宽了新市场、开辟了新赛道。以亚马逊为首的全球知名跨境电商平台纷纷加码环保产品。

而此次“法国制裁快时尚”事件中，提出法案的党议员表示，纺织业是高污染产业，占温室气体排放的10%，也是水污染一大来源。随着我国企业逐渐走向国际化、全球化的舞台，构建环保、可持续的跨境电商绿色供应链体系，已经跨境电商出海的战略选择。

作为全球贸易的重要组成，跨境电商行业绿色供应链体系建设相对滞缓，主要面临如下几方面挑战。

以欧美为代表的老牌市场，拥有完善的物流基础设施、较高的移动互联网渗透率和极强的消费购买力，是现阶段我国跨境电商出口的主要市场。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多数是环保主义的倡导者和拥护者，也是绿色贸易壁垒的发源地。

近年来各国对能源危机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并结合实际出台针对性的绿色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国贸易，这已经成为我国跨境电商行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

绿色贸易壁垒形式多样，如在绿色包装方面，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对在本国市场销售跨境电商进口商品包装的材质、方式、文字说明等有明确规定外，还惯常使用绿色标签作为“绿色通行证”，对跨境电商进口商品加以管控。

在绿色关税与市场准入方面，以“保护环境”为由实施本地、进口“双重”环保标准，对一些污染环境、影响生态的跨境电商进口商品征收高额进口附加税，或限制/禁止相关产品的进口，通过增加跨境电商进口商品成本以此保护本国商品免受冲击的做法也较为常见，如欧盟开征的碳关税、美国对石油销售征收的环境进口附加税等。

在绿色卫生检验检疫制度方面，利用其繁杂的绿色技术标准、先进的技术手段，不断提高跨境电商进口商品检验标准，增加进口商品检验成本，从而起到对部分国家跨境电商商品进口的限制，这也是各国设置绿色贸易壁垒的主要手段之一。

此外，随着欧盟、美国、英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持续加码绿色低碳经济，基于不同国家经济结构、产业特征以及国际地位的差异，在解决突发事件所采用的绿色贸易壁垒方式的大相径庭，以及环保措施的歧视性、多样性和变化性，加剧了跨境电商行业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提高了跨境电商行业绿色供应链建设的成本和难度。

跨境电商行业绿色供应链建设的核心目的，是在供应链管理的全链路综合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其目的是使产品从设计、原材料获取、生产制造、包装存储、仓储运输、销售使用、报废回收的整个过程中，注重对环境的保护，从而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这就需要跨境电商企业从源头产品研发设计开始，就要开展全方位绿色化谋划。与传统跨境电商供应链相比，绿色供应链的建设增加了绿色技术设备、专业人员、绿色商品检测认证等方面的投入。

对于中小微型的跨境电商企业而言，绿色产品的开发虽然有助于提高产品附加，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但产品及运营成本的增加，也意味着企业经营风险的提高，大多数中小微型跨境电商企业怀有侥幸心理，在企业长期主义发展理念和追求经济利益选择中，更倾向于优先选择“活下去”，对跨境电商绿色供应链建设的认识有限。

对于有条件开展跨境电商绿色供应链体系建设的企业来说，我国跨境电商行业绿色供应链相关的研究、实施、标准、制度等，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相比，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因此企业在绿色供应链转型升级亦或者绿色供应链体系建设方面，大多按照目的国“绿色”规则被动执行，既使在跨境电商供应链绿色化转型升级过程中，也因我国相关技术标准缺失、目的国标准制度不一、缺乏长远规划等因素，导致跨境电商行业绿色供应链体系建设不充分，跨境电商绿色供应链转型不彻底。

近些年，虽然我国在推动绿色供应链建设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但从政府、企业、消费者等供应链环节的各参与主体看，对绿色供应链的认识还停留在较低层面，该问题在跨境电商行业表现得更为突出。

从硬件基础设施方面看。绿色供应链体系对供应链的数字化、信息化有较高的要求，虽然政府层面持续推动跨境电商企业数字化、智慧化升级，但更多侧重对供应链末端的环境治理。因绿色供应链体系建设涉及多主体、多环节，属于“一把手”工程，不仅对企业负责人绿色供应链、数字供应链管理相关的认知水平和知识储备，以及企业资金实力有要求，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管理能力、协同能力和水平也有较高要求。

以现阶段我国跨境电商行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导的“金字塔型分布”结构现状，大部分企业的供应链数字化、协同化水平仍不能满足需求，从而造成政府层面无法从根源上推动跨境电商行业绿色供应链体系建设。

从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看。跨境电商行业发展至今，多数企业运营发展离不开形式多样的各类数字化工具，但当前成本较低的产品开发、设计制造等工具软件，仅能够覆盖企业基础功能需求，满足企业绿色化需求的工具仍然偏少、定制化投入成本高，且我国现有绿色供应链相关的专业技术人才数量较少，尚不能满足跨境电商行业各个环节的人才需求。

此外，以跨境电商行业热销品类电子信息产品为例，一些关键设备仍要依赖于国外商家，要改善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国内企业层面尚且不具备自主掌控关键设备的技术和人才条件。